【候鸟养生 养老院】那是2013年7月，西藏的山尖依然覆盖着白雪。欧国亮坐在越野车里上任易贡茶场党委书记。土路颠簸不休，一侧是山崖，一侧是奔腾的江水。
易贡茶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场，也是西藏唯一成规模的茶场。
虽然距林芝中心还要168公里，几乎与世隔绝，但它却有着远高于其规模的政治地位。这是一个正县级的国营企业，正式职工112人，总人口1508人。
在茶场，新书记和老书记见了面—老书记黄伟平也是广东省赴藏干部，担任茶场党委书记已经三年期满。
自1994年中央西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对口援藏”的口号起，广东省对林芝地区的援藏活动已近二十年，累计投入资金超过70亿。2010年，广东援藏地点从传统的林芝、波密、察隅、墨脱四县，第一次扩大到了偏远的易贡茶场。
黄伟平是广东派来的易贡茶场第一任书记。两人用了一星期的时间交接工作，欧国亮有些措手不及—黄伟平的说法是，这里还是内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
这一年，茶场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四千余元。这时候，广州的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8000元。
“特困生”的自救
“是我们去把广东援藏争取过来的。我们是茶场，要把茶叶卖出去，广东应该会有办法。”
四千余元的人均年收入，已经是广东援藏干部入驻三年后的结果。2010年，这个数字是1700元。
刚到茶场时，让黄伟平惊讶的是，当地老百姓喝的还是山上流下来的黄泥水。
顺理成章，援藏第一件事便是“饮水保障工程”，黄伟平筹集二十余万资金建了过滤网，用来拦截、沉淀泥沙。
三年后，水里的黄泥没有了，但专家检验水质后又发现山泉“砷超标”，等于说大家都喝了一点砒霜。2014年4月，欧国亮把这一情况汇报给自己援藏前的就职单位广东省国资委，国资委筹资5000万，修建当地第一座自来水厂和新的发电站。
“来之前组织上没说过茶场的情况，真没想到这么落后。”欧国亮说。
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易贡茶场，当初是用炸药炸出来的。
196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依照国家要求，组建了易贡五团，向西藏推广农垦屯边的经验，两千余名农垦士兵从一处边疆来到了另一处。当时易贡湖边都是原始森林，大树盘根错节，斧砍不坏，为了开荒种地，年轻的士兵们在树根下掏一个50厘米左右深的坑，放上500克左右的炸药包，轰的一声，泥土四溅，树和树根炸成了两半。
大干四年后，农垦兵团发现，易贡山高坡陡，无法推广新疆的机械化农场模式，农垦士兵又被全数调回新疆。农场却保留了下来，周围的藏族人以扩场工的身份全部纳入农场，生产物资也被一并纳入。之后确立了以茶叶为主要经营方式，又更名为易贡茶场。
现任茶场场长安青回忆说，四十年前，他们也像内地的农村一样，分成不同的生产队，劳作时还要比赛争夺流动红旗。农场有自己的小学和初中，老师都是毕业后“支援边疆”的内地大学生，校长是一个会弹钢琴的北京人。几年教育下来，孩子们会用民族舞排演《北京的金山上》，会唱《边疆的泉水甜又甜》，知道北京、上海，反而不知道那曲和阿里。
1990年代之前，易贡农场是西藏有数的兴旺之地，只需完成上级安排的生产任务，不用考虑销路。但很快，当没有了国家的统一收购后，不知如何打开销路的茶场，开始变得难以为继。
一次失败的改制，更让这所曾弥漫着革命激情的茶场彻底陷入了困境。
1998年，正是国企改制风行之时，易贡茶场也在当地政府的主持下，引进一家重庆的企业成立股份制公司，更名为“西藏太阳农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最后却演变为西藏自治区建区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贷款诈骗案。
来自重庆的公司负责人以茶场技术改造为由，把茶场资产拿去做抵押，贷了5300万元。除少部分用于茶场经营外，大部分都挪为他用。2006年东窗事发时，茶场已一蹶不振。拖欠职工工资360万元，欠缴职工社会养老统筹金2700万元、公积金1000万元。
由于欠缴养老金，职工无法正常退休，易贡茶场成为当地的上访大户。
“是我们去把广东援藏争取过来的。”安青说，当时的茶场老领导江秋群培写信给林芝地委，请求将茶场作为广东援藏的地点，并指名要黄伟平来茶场工作—之前三年，黄伟平在离易贡茶场数百公里外的察隅农场担任党委书记，将同样命悬一线的农场挽救了过来，这让茶场职工看到了希望。援建能带来资金和项目，他们也想发生改变。
2010-2013年，六千余万元广东援藏资金陆续到位，西藏自治区政府也豁免了欠缴养老金、拨款补发了工资，茶场缓了口气。
而安青的考虑更实际一些：“我们是茶场，要把茶叶卖出去，广东应该会有办法。”
最贵的两万元一斤
两万斤积压多年的绿茶被统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纪念茶饼，以1500元一块的价格，在当年的销售中大出风头，一共卖出了5000块左右。
2010年，黄伟平初到易贡茶场的时候，茶场积压的绿茶有两万多斤，十多年也卖不出去，大家一筹莫展，一度考虑拉去茶园做肥料。
易贡茶场种茶的历史要一直追溯到建场以前。茶场老职工们都认可的一种说法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时期，由于士兵们想喝茶而喝不到，战争结束后，一部分解甲归田的士兵开始在当地试验种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拓荒之初，农场已经有了第一批茶树。在高山雪水浇灌下，易贡茶叶的茶多酚含量达35%，高出国内其他茶叶的一倍，但一直没有成规模种植。
1983年，大学毕业生李国林加入了四川林业厅组织的、为西藏林芝地区进行区划调查的工作组。李国林本科学的专业是制茶，毕业后供职于四川雅安的制茶厂，在西藏调查时听说易贡有茶后，专门绕道去了茶场。
“当时他们茶做得很差，炒青过后，又焦又燥，我说闻着一股焦臭味，怎么卖得出去？”但李国林发现这里的土壤是适合种茶的酸性土。回到拉萨后，他在交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报告里提到了易贡，“建议在那里种茶”。
但国家统一收购取消，易贡茶场以企业形式自负盈亏后，盈利状况一直不算太好。
一个重要原因是，茶场主要生产绿茶，周边的藏民却没有喝绿茶的习惯—安青自己在家里也不喝。当地人爱喝的是砖茶，可以用来打酥油茶。
砖茶便宜，12块钱一斤；绿茶贵，500一斤。茶场生产的砖茶供不应求，绿茶则无人问津。如果全部生产砖茶，微薄的利润又无法负担传统国企遗留下来的各种人员福利重担。
“以前工资发不出去时，只能向政府推销，每个党委机关买个一斤两斤的。”这是黄伟平刚到易贡时了解到的情况。
多年积压下来，绿茶堆成了山。这些绿茶的制作工艺粗糙，也没有响亮的商标和精美的包装。在黄伟平看来，“雪山上的茶叶”充满噱头，必须对粗糙的茶叶生产工艺进行改造，才有可能打开市场。
充沛的广东援藏资金，让他们有了搏一搏的底气。安青跑到四川雅安邀请李国林再次出山，帮助茶场制茶—一晃27年，当年的年轻人这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两万斤差点沦为肥料的茶叶其实都没坏，从业快三十年的专家李国林建议黄伟平配置先进的制茶设备，将这些绿茶发酵，制作成更耐保存的黑茶。
价值88万元的茶叶加工设备第二年就到位了，沉淀多年的绿茶被统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纪念茶饼，以1500元一块的价格，在当年的销售中大出风头，一共卖出了5000块左右。
多年制茶经验让李国林明白，只有高端茶叶才能赚钱，低端茶卖得再多也赚不了多少。他和黄伟平商量，应该着重发展高端茶叶，“西藏这个地方，茶叶的价格可以随便定。”这成为新的茶品制作和销售策略的一部分。
接下来两年，雪域茶极、雪域银峰和易贡云雾等高端产品相继在易贡茶场面世，黄伟平还给茶场注册了“雪域茶谷”的商标。
“最好的茶叶，只有20斤，一度炒到两万元一斤。”有了商标，有了产品，此后每一年黄伟平都要带些茶叶回广东，向政府部门和企业推介。作为佛山援藏干部，他还专门去参加广东（佛山）安全食用农产品博览会。
茶场职工梦寐以求的销路总算开了一条，茶场产量从2011年的3.1万斤增加到2012年的5.5万斤，茶场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从1700元提高到了4100元。
“那时，还有人来问有没有更贵的呢。”回忆着当时的好时光，安青骄傲地笑出了声。
不过，两万元一斤的最高价超出了“操盘手”李国林的想象，“我倒建议不要卖这么贵，5000一斤就能拿到市场上去拼一拼了，也不一定要政府来买。”
就业困局
同来的援藏干部曾经提出要在茶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被欧国亮挡了回去，“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办不到。”
好日子并没有继续多久，新书记欧国亮甫一上任就面临着茶叶市场的骤然大变：2012年底消费市场发生巨变，高档茶叶消费应声锐减。以送礼用途为主、包装精良的茶饼，2013年竟然一份订单也没有。
广东再次成为市场支撑：
欧国亮调整了销售策略，把高档茶的价格砍了一半，又提高了像砖茶这类低端茶的价格。到2014年7月份，茶场订单已经达到四百多万元，其中广东占三分之一强。“我觉得广东的市场还有潜力。”
接手易贡茶场一年后，欧国亮对于茶场的发展有了新的想法。
“茶园只有两千亩，无法实现规模效益。”易贡茶场占地面积不小，总共有24万亩。欧的计划是，在之后三年里，每年增加一千亩茶园。同时申请茶叶产业种植项目扶持资金4500万元，将茶场建设成为全国最有特色、最有竞争力的有机茶生产基地。
扩充茶园的想法让李国林有些担心，他年轻时考察过易贡茶场的土壤，并不是所有土地都适合种茶—茶叶适合在酸性或偏酸性土壤上生长。
“最多还能找一千亩吧。”他的想法是，如今茶场的茶树普遍茶龄超过三十年，老化后产量不高，如果能够全数换为新的茶树，产量翻番，一样能解决规模效益不高的问题。
欧国亮也有自己的苦衷，除了茶场的长远发展，就业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一个人承包十亩，一年就能安排一百人。”
待业青年，这个在广东已经“绝迹”的名词，在这里却是一个沉重的现实。茶场效益多年来一直不好，无力提供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年轻人多是待在家里，无处可去。从2010年到2014年，茶场正式职工从263人下降到112人，不增反减。
2014年，茶场还有待业青年四百余人，“现在最让我忧心的就是他们的就业”。
“他们也很难出去打工。”欧国亮将主要原因归于当地的教育水平。1500多名居民中，只有大专学历2人、高中学历3人、初中学历2人，其他都为小学文化或文盲。
91个待业青年签了联名信来欧国亮安排工作，一开始他有些抵触—在广东管理了许多年的国有企业，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但后来想一想，又不能不管。“他们来找我也是相信政府。”
黄伟平当年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几个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开着卡车要去林芝上访，他们知道后，急忙追上去劝了回来，追加安排了工作。
后来，黄伟平和他的援藏工作团队进行了项目创新，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鼓励各生产连队成立由在职职工、待业青年、退休职工组成的“互助合作队”，明确规定凡是茶场职工能够承担的项目优先安排给“互助合作队”。
欧国亮接任之后，先在茶场办了个沙石厂，提供了十来个岗位，制作的沙石还可以用来建设刚动工的旅游中心。“以后旅游业发展了，起码又能提供60个岗位。”
不过，无论是发展旅游业还是扩建茶场，最后究竟能增加多少正式职工，欧国亮并不确定。作为茶场的一把手，欧国亮没有权力招收新的职工，也没有权力开除任何一个人。茶场正式职工的变动，都需要报地委和自治区政府批准。即使现在茶场效益开始有了起色，人力调配上茶场也很难自己做主。
“茶场是个四不像。”欧国亮说。茶场既不像企业，也不像政府；茶场职工，既不像农民，也不像城市居民。
同来的援藏干部曾经提出要在茶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被欧国亮挡了回去，“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办不到”。
“这里是稳定压倒一切。”他只能慢慢来，先试行绩效考核，鼓励大家多劳多得，“但一开始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广东援藏四年来，茶场这个原本的上访大户再没有发生一例上访，反而成了“林芝地区先进企业”。
即使欧国亮们在努力提供就业机会，他们还必须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地的年轻人并没有太多承包茶园的积极性。
李国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人觉得种茶辛苦，宁愿时不时地上山砍点木材，采点蘑菇，卖点土特产赚钱。
“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迷茫的时候肯定有。”欧国亮坦言，要是说一来就喜欢上西藏了，那是糊弄人，“但不管是个人愿意还是上级动员来的，既然来了，还是想把事情办好”。
2010年后的每一年，李国林都要来茶场义务帮忙一段时间。他的老家四川雅安，曾经是著名的茶马互市之地，几百年来，藏人们用马换取茶叶，“古时候讲以茶治边，现在不讲了，但维护感情很重要的还是茶叶。”
“现在还有茶园没有承包出去。”他说，2013年至今，茶场使用国家农垦基金300万元，新增茶园200亩，虽然交给生产队管理，但一直没有找到愿意承包的茶户。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养老信息，欢迎登陆我们官网中福养老网里的焦点新闻频道进行浏览，里面有丰富的养老信息，希望能帮到您。
易贡茶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场，也是西藏唯一成规模的茶场。
虽然距林芝中心还要168公里，几乎与世隔绝，但它却有着远高于其规模的政治地位。这是一个正县级的国营企业，正式职工112人，总人口1508人。
在茶场，新书记和老书记见了面—老书记黄伟平也是广东省赴藏干部，担任茶场党委书记已经三年期满。
自1994年中央西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对口援藏”的口号起，广东省对林芝地区的援藏活动已近二十年，累计投入资金超过70亿。2010年，广东援藏地点从传统的林芝、波密、察隅、墨脱四县，第一次扩大到了偏远的易贡茶场。
黄伟平是广东派来的易贡茶场第一任书记。两人用了一星期的时间交接工作，欧国亮有些措手不及—黄伟平的说法是，这里还是内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
这一年，茶场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四千余元。这时候，广州的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8000元。
“特困生”的自救
“是我们去把广东援藏争取过来的。我们是茶场，要把茶叶卖出去，广东应该会有办法。”
四千余元的人均年收入，已经是广东援藏干部入驻三年后的结果。2010年，这个数字是1700元。
刚到茶场时，让黄伟平惊讶的是，当地老百姓喝的还是山上流下来的黄泥水。
顺理成章，援藏第一件事便是“饮水保障工程”，黄伟平筹集二十余万资金建了过滤网，用来拦截、沉淀泥沙。
三年后，水里的黄泥没有了，但专家检验水质后又发现山泉“砷超标”，等于说大家都喝了一点砒霜。2014年4月，欧国亮把这一情况汇报给自己援藏前的就职单位广东省国资委，国资委筹资5000万，修建当地第一座自来水厂和新的发电站。
“来之前组织上没说过茶场的情况，真没想到这么落后。”欧国亮说。
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易贡茶场，当初是用炸药炸出来的。
196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依照国家要求，组建了易贡五团，向西藏推广农垦屯边的经验，两千余名农垦士兵从一处边疆来到了另一处。当时易贡湖边都是原始森林，大树盘根错节，斧砍不坏，为了开荒种地，年轻的士兵们在树根下掏一个50厘米左右深的坑，放上500克左右的炸药包，轰的一声，泥土四溅，树和树根炸成了两半。
大干四年后，农垦兵团发现，易贡山高坡陡，无法推广新疆的机械化农场模式，农垦士兵又被全数调回新疆。农场却保留了下来，周围的藏族人以扩场工的身份全部纳入农场，生产物资也被一并纳入。之后确立了以茶叶为主要经营方式，又更名为易贡茶场。
现任茶场场长安青回忆说，四十年前，他们也像内地的农村一样，分成不同的生产队，劳作时还要比赛争夺流动红旗。农场有自己的小学和初中，老师都是毕业后“支援边疆”的内地大学生，校长是一个会弹钢琴的北京人。几年教育下来，孩子们会用民族舞排演《北京的金山上》，会唱《边疆的泉水甜又甜》，知道北京、上海，反而不知道那曲和阿里。
1990年代之前，易贡农场是西藏有数的兴旺之地，只需完成上级安排的生产任务，不用考虑销路。但很快，当没有了国家的统一收购后，不知如何打开销路的茶场，开始变得难以为继。
一次失败的改制，更让这所曾弥漫着革命激情的茶场彻底陷入了困境。
1998年，正是国企改制风行之时，易贡茶场也在当地政府的主持下，引进一家重庆的企业成立股份制公司，更名为“西藏太阳农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最后却演变为西藏自治区建区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贷款诈骗案。
来自重庆的公司负责人以茶场技术改造为由，把茶场资产拿去做抵押，贷了5300万元。除少部分用于茶场经营外，大部分都挪为他用。2006年东窗事发时，茶场已一蹶不振。拖欠职工工资360万元，欠缴职工社会养老统筹金2700万元、公积金1000万元。
由于欠缴养老金，职工无法正常退休，易贡茶场成为当地的上访大户。
“是我们去把广东援藏争取过来的。”安青说，当时的茶场老领导江秋群培写信给林芝地委，请求将茶场作为广东援藏的地点，并指名要黄伟平来茶场工作—之前三年，黄伟平在离易贡茶场数百公里外的察隅农场担任党委书记，将同样命悬一线的农场挽救了过来，这让茶场职工看到了希望。援建能带来资金和项目，他们也想发生改变。
2010-2013年，六千余万元广东援藏资金陆续到位，西藏自治区政府也豁免了欠缴养老金、拨款补发了工资，茶场缓了口气。
而安青的考虑更实际一些：“我们是茶场，要把茶叶卖出去，广东应该会有办法。”
最贵的两万元一斤
两万斤积压多年的绿茶被统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纪念茶饼，以1500元一块的价格，在当年的销售中大出风头，一共卖出了5000块左右。
2010年，黄伟平初到易贡茶场的时候，茶场积压的绿茶有两万多斤，十多年也卖不出去，大家一筹莫展，一度考虑拉去茶园做肥料。
易贡茶场种茶的历史要一直追溯到建场以前。茶场老职工们都认可的一种说法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时期，由于士兵们想喝茶而喝不到，战争结束后，一部分解甲归田的士兵开始在当地试验种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拓荒之初，农场已经有了第一批茶树。在高山雪水浇灌下，易贡茶叶的茶多酚含量达35%，高出国内其他茶叶的一倍，但一直没有成规模种植。
1983年，大学毕业生李国林加入了四川林业厅组织的、为西藏林芝地区进行区划调查的工作组。李国林本科学的专业是制茶，毕业后供职于四川雅安的制茶厂，在西藏调查时听说易贡有茶后，专门绕道去了茶场。
“当时他们茶做得很差，炒青过后，又焦又燥，我说闻着一股焦臭味，怎么卖得出去？”但李国林发现这里的土壤是适合种茶的酸性土。回到拉萨后，他在交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报告里提到了易贡，“建议在那里种茶”。
但国家统一收购取消，易贡茶场以企业形式自负盈亏后，盈利状况一直不算太好。
一个重要原因是，茶场主要生产绿茶，周边的藏民却没有喝绿茶的习惯—安青自己在家里也不喝。当地人爱喝的是砖茶，可以用来打酥油茶。
砖茶便宜，12块钱一斤；绿茶贵，500一斤。茶场生产的砖茶供不应求，绿茶则无人问津。如果全部生产砖茶，微薄的利润又无法负担传统国企遗留下来的各种人员福利重担。
“以前工资发不出去时，只能向政府推销，每个党委机关买个一斤两斤的。”这是黄伟平刚到易贡时了解到的情况。
多年积压下来，绿茶堆成了山。这些绿茶的制作工艺粗糙，也没有响亮的商标和精美的包装。在黄伟平看来，“雪山上的茶叶”充满噱头，必须对粗糙的茶叶生产工艺进行改造，才有可能打开市场。
充沛的广东援藏资金，让他们有了搏一搏的底气。安青跑到四川雅安邀请李国林再次出山，帮助茶场制茶—一晃27年，当年的年轻人这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两万斤差点沦为肥料的茶叶其实都没坏，从业快三十年的专家李国林建议黄伟平配置先进的制茶设备，将这些绿茶发酵，制作成更耐保存的黑茶。
价值88万元的茶叶加工设备第二年就到位了，沉淀多年的绿茶被统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纪念茶饼，以1500元一块的价格，在当年的销售中大出风头，一共卖出了5000块左右。
多年制茶经验让李国林明白，只有高端茶叶才能赚钱，低端茶卖得再多也赚不了多少。他和黄伟平商量，应该着重发展高端茶叶，“西藏这个地方，茶叶的价格可以随便定。”这成为新的茶品制作和销售策略的一部分。
接下来两年，雪域茶极、雪域银峰和易贡云雾等高端产品相继在易贡茶场面世，黄伟平还给茶场注册了“雪域茶谷”的商标。
“最好的茶叶，只有20斤，一度炒到两万元一斤。”有了商标，有了产品，此后每一年黄伟平都要带些茶叶回广东，向政府部门和企业推介。作为佛山援藏干部，他还专门去参加广东（佛山）安全食用农产品博览会。
茶场职工梦寐以求的销路总算开了一条，茶场产量从2011年的3.1万斤增加到2012年的5.5万斤，茶场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从1700元提高到了4100元。
“那时，还有人来问有没有更贵的呢。”回忆着当时的好时光，安青骄傲地笑出了声。
不过，两万元一斤的最高价超出了“操盘手”李国林的想象，“我倒建议不要卖这么贵，5000一斤就能拿到市场上去拼一拼了，也不一定要政府来买。”
就业困局
同来的援藏干部曾经提出要在茶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被欧国亮挡了回去，“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办不到。”
好日子并没有继续多久，新书记欧国亮甫一上任就面临着茶叶市场的骤然大变：2012年底消费市场发生巨变，高档茶叶消费应声锐减。以送礼用途为主、包装精良的茶饼，2013年竟然一份订单也没有。
广东再次成为市场支撑：
欧国亮调整了销售策略，把高档茶的价格砍了一半，又提高了像砖茶这类低端茶的价格。到2014年7月份，茶场订单已经达到四百多万元，其中广东占三分之一强。“我觉得广东的市场还有潜力。”
接手易贡茶场一年后，欧国亮对于茶场的发展有了新的想法。
“茶园只有两千亩，无法实现规模效益。”易贡茶场占地面积不小，总共有24万亩。欧的计划是，在之后三年里，每年增加一千亩茶园。同时申请茶叶产业种植项目扶持资金4500万元，将茶场建设成为全国最有特色、最有竞争力的有机茶生产基地。
扩充茶园的想法让李国林有些担心，他年轻时考察过易贡茶场的土壤，并不是所有土地都适合种茶—茶叶适合在酸性或偏酸性土壤上生长。
“最多还能找一千亩吧。”他的想法是，如今茶场的茶树普遍茶龄超过三十年，老化后产量不高，如果能够全数换为新的茶树，产量翻番，一样能解决规模效益不高的问题。
欧国亮也有自己的苦衷，除了茶场的长远发展，就业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一个人承包十亩，一年就能安排一百人。”
待业青年，这个在广东已经“绝迹”的名词，在这里却是一个沉重的现实。茶场效益多年来一直不好，无力提供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年轻人多是待在家里，无处可去。从2010年到2014年，茶场正式职工从263人下降到112人，不增反减。
2014年，茶场还有待业青年四百余人，“现在最让我忧心的就是他们的就业”。
“他们也很难出去打工。”欧国亮将主要原因归于当地的教育水平。1500多名居民中，只有大专学历2人、高中学历3人、初中学历2人，其他都为小学文化或文盲。
91个待业青年签了联名信来欧国亮安排工作，一开始他有些抵触—在广东管理了许多年的国有企业，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但后来想一想，又不能不管。“他们来找我也是相信政府。”
黄伟平当年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几个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开着卡车要去林芝上访，他们知道后，急忙追上去劝了回来，追加安排了工作。
后来，黄伟平和他的援藏工作团队进行了项目创新，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鼓励各生产连队成立由在职职工、待业青年、退休职工组成的“互助合作队”，明确规定凡是茶场职工能够承担的项目优先安排给“互助合作队”。
欧国亮接任之后，先在茶场办了个沙石厂，提供了十来个岗位，制作的沙石还可以用来建设刚动工的旅游中心。“以后旅游业发展了，起码又能提供60个岗位。”
不过，无论是发展旅游业还是扩建茶场，最后究竟能增加多少正式职工，欧国亮并不确定。作为茶场的一把手，欧国亮没有权力招收新的职工，也没有权力开除任何一个人。茶场正式职工的变动，都需要报地委和自治区政府批准。即使现在茶场效益开始有了起色，人力调配上茶场也很难自己做主。
“茶场是个四不像。”欧国亮说。茶场既不像企业，也不像政府；茶场职工，既不像农民，也不像城市居民。
同来的援藏干部曾经提出要在茶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被欧国亮挡了回去，“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办不到”。
“这里是稳定压倒一切。”他只能慢慢来，先试行绩效考核，鼓励大家多劳多得，“但一开始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广东援藏四年来，茶场这个原本的上访大户再没有发生一例上访，反而成了“林芝地区先进企业”。
即使欧国亮们在努力提供就业机会，他们还必须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地的年轻人并没有太多承包茶园的积极性。
李国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人觉得种茶辛苦，宁愿时不时地上山砍点木材，采点蘑菇，卖点土特产赚钱。
“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迷茫的时候肯定有。”欧国亮坦言，要是说一来就喜欢上西藏了，那是糊弄人，“但不管是个人愿意还是上级动员来的，既然来了，还是想把事情办好”。
2010年后的每一年，李国林都要来茶场义务帮忙一段时间。他的老家四川雅安，曾经是著名的茶马互市之地，几百年来，藏人们用马换取茶叶，“古时候讲以茶治边，现在不讲了，但维护感情很重要的还是茶叶。”
“现在还有茶园没有承包出去。”他说，2013年至今，茶场使用国家农垦基金300万元，新增茶园200亩，虽然交给生产队管理，但一直没有找到愿意承包的茶户。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养老信息，欢迎登陆我们官网中福养老网里的焦点新闻频道进行浏览，里面有丰富的养老信息，希望能帮到您。
相关文章
[错误报告] [推荐] [收藏] [打印] [关闭] [返回顶部]
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