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现收现付的制度之下，养老保险成为两代人之间“跷跷板”的游戏。

随着制度赡养比的恶化，如果老年人不愿意多做一些贡献，比如降低养老金或是延迟退休，那么年轻人将不得不承担更高的养老“税率”。

赵耀辉在26日举行的“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7次季度报告会上表示，延迟退休对缓解老龄化的冲击、减轻年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非常关键。

赵耀辉说，如果将老年人定义为60岁及以上，年轻劳动力定义为20岁至59岁，那么中国老年人抚养比将从2010年的4.9下降到2050年的1.4。

若以税负的角度衡量，年轻劳动力的“税率”将从2010年的16.8%增加到2050年的40.9%，即纯粹为了支付老年人的花销，年轻劳动力将要拿出全部收入的近41%。

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人口老龄化是现收现付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导致在职人口减少而退休人口增多，制度将会面临收支失衡，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

中国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已经意识到现收现付制度的不可持续性，从而制定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统筹账户用于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则用于积累，但在实际运行中，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来发放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本质上仍然是现收现付制。

赵耀辉说，延迟退休可以增加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的净收入，抵消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净支出增加，从而使个人生命周期的收支重回平衡。

研究表明，如果采取延迟退休的措施，年轻劳动者的负担将会大大降低。若在2030年将65岁作为退休年龄和在2050年将70岁作为退休年龄，中国老年抚养比未来40年还将基本维持在2010年的水平，年轻劳动力“税负”的增加也十分有限。

相比于专家在延迟退休问题上的直言，政府部门则显得相当谨慎，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23日在对“十三五”规划会否涉及延迟退休问题做出的回应是：“还需要研究”。

徐林认为，中国的人口状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现在每年都在减少两三百万人，这对中国劳动力的富余程度、对劳动成本都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

徐林说，“十三五”的时候应该对中国的人口政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能够提出一些应对之策。至于这些问题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结论，他表示现在还需要研究。

赵耀辉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并不会因放开“单独生育”政策，甚至是完全放开生育政策而扭转。中国人口不会因为生育政策的改变而出现大的反弹。

赵耀辉还强调，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提高退休年龄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在中国既有一线女工劳作一生身体状况不允许延迟退休，也有跳广场舞的大妈，身体很好却早早退休。但当前学术界还没有关于人口健康状况与退休年龄之间的相关量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