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退休不妨带带孙子 利于解决养老问题
袁志刚：退休帮养孙利于解决养老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在谈及备受关注的养老问题时表示，养老问题实际上是人口结构问题，我国现行的社保实行现收现付制，所谓现收现付制就是现在的青壮年上班族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根据一定的替代率统统给现在退休人员做养老金，因此在现收现付的条件下，参与缴纳的青壮年人口数量和负责支出的老人平均寿命成为能否维持的关键因素。
从世界角度看，一百多年前的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的，都是假定退休后活十年，现在如果还这样，所有的现收现付制都破产了。现在的老人寿命大大延长，袁志刚说：“50岁退休的女工天天锻炼身体，目标是活到90岁，这样就大概有40年养老时间。”
而另一方面，生育率的下降让青壮年缴纳人数出现了很大问题。袁志刚认为，现在政府放开了“单独二胎”，他个人建议让每一个青年夫妇都能生两个，将大大减少养老压力。
袁志刚认为，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老年人将来生活水平的维持或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一是就业人口的增长和就业人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国退休年龄太早，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但是如果延迟退休年龄，那就业又成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袁志刚认为，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退休了都在干且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养育第三代，这样可以解放出80后、90后的年轻人，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孙祁祥：政府不能与民争食
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介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谈了三十多年，依然没有解决。这些年批评政府的时候常用到缺位、越位、错位三个词，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孙祁祥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划定：第一是政府不能做什么。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不能干预具体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基于千百万不同供给者和需求者根据千百万信息来做决策的生产活动，国家中心的职能就是管理与分散风险，如果不能够谨慎平衡风险与保险间的关系，那它就把自己置于非常难的境地。
第二是政府应当做什么，孙祁祥认为在一些领域，虽然市场也可以做，但基于盈利性等考虑市场不愿意做的时候，政府必须介入，介入的前提是不能与民争食。
第三是政府必须做什么，这是政府的职能，孙祁祥认为，政府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包括保护合法产权、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基本的均等的公共服务、在发生大的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大灾难事件比如9·11事件等政府提出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等。孙祁祥认为明确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有利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梁琪：银行业健康发展必须要金融创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梁琪在谈及银行业改革时认为，在这一轮改革中金融业尤其是银行要想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进行金融创新。
梁琪介绍，金融市场上两个重要的价格一是钱的价格—利率，另一个是钱与钱的价格—汇率。二战后，这两个价格都被固定起来，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利率和汇率固定起来的前提下，企业家对银行的需求无非是需要资金的时候银行可以提供流动性贷款；需要做国际贸易的时候银行可以有国际业务的兑换。因此，银行在三四百年时间内就是储、贷、汇三个业务。但这个模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利率和汇率波动的情况下，企业家对银行的要求不再仅仅是储、贷、汇，而是银行给这些企业提供管理风险的产品。
梁琪表示，我国的商业银行在过去的十年间从被美国商业机构评为BB级变成如今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银行搭上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快车；二是银行的净利息收入高。但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中低速增长，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正在进行。银行业将来能否给客户提供管理各种市场风险的产品，能不能够金融创新，决定了中国银行业未来能不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对于金融创新，梁琪认为，目前要在初期做基础性创新，包括基础性衍生产品创新，而不要做结构化产品创新结构。
袁志刚：退休帮养孙利于解决养老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在谈及备受关注的养老问题时表示，养老问题实际上是人口结构问题，我国现行的社保实行现收现付制，所谓现收现付制就是现在的青壮年上班族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根据一定的替代率统统给现在退休人员做养老金，因此在现收现付的条件下，参与缴纳的青壮年人口数量和负责支出的老人平均寿命成为能否维持的关键因素。
从世界角度看，一百多年前的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的，都是假定退休后活十年，现在如果还这样，所有的现收现付制都破产了。现在的老人寿命大大延长，袁志刚说：“50岁退休的女工天天锻炼身体，目标是活到90岁，这样就大概有40年养老时间。”
而另一方面，生育率的下降让青壮年缴纳人数出现了很大问题。袁志刚认为，现在政府放开了“单独二胎”，他个人建议让每一个青年夫妇都能生两个，将大大减少养老压力。
袁志刚认为，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老年人将来生活水平的维持或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一是就业人口的增长和就业人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国退休年龄太早，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但是如果延迟退休年龄，那就业又成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袁志刚认为，现在五六十岁的人退休了都在干且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养育第三代，这样可以解放出80后、90后的年轻人，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孙祁祥：政府不能与民争食
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介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谈了三十多年，依然没有解决。这些年批评政府的时候常用到缺位、越位、错位三个词，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孙祁祥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划定：第一是政府不能做什么。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不能干预具体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基于千百万不同供给者和需求者根据千百万信息来做决策的生产活动，国家中心的职能就是管理与分散风险，如果不能够谨慎平衡风险与保险间的关系，那它就把自己置于非常难的境地。
第二是政府应当做什么，孙祁祥认为在一些领域，虽然市场也可以做，但基于盈利性等考虑市场不愿意做的时候，政府必须介入，介入的前提是不能与民争食。
第三是政府必须做什么，这是政府的职能，孙祁祥认为，政府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包括保护合法产权、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基本的均等的公共服务、在发生大的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大灾难事件比如9·11事件等政府提出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等。孙祁祥认为明确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有利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梁琪：银行业健康发展必须要金融创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梁琪在谈及银行业改革时认为，在这一轮改革中金融业尤其是银行要想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进行金融创新。
梁琪介绍，金融市场上两个重要的价格一是钱的价格—利率，另一个是钱与钱的价格—汇率。二战后，这两个价格都被固定起来，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利率和汇率固定起来的前提下，企业家对银行的需求无非是需要资金的时候银行可以提供流动性贷款；需要做国际贸易的时候银行可以有国际业务的兑换。因此，银行在三四百年时间内就是储、贷、汇三个业务。但这个模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利率和汇率波动的情况下，企业家对银行的要求不再仅仅是储、贷、汇，而是银行给这些企业提供管理风险的产品。
梁琪表示，我国的商业银行在过去的十年间从被美国商业机构评为BB级变成如今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银行搭上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快车；二是银行的净利息收入高。但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中低速增长，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正在进行。银行业将来能否给客户提供管理各种市场风险的产品，能不能够金融创新，决定了中国银行业未来能不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对于金融创新，梁琪认为，目前要在初期做基础性创新，包括基础性衍生产品创新，而不要做结构化产品创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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