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以较大篇幅讲述该案，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并质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称该案“通过贿赂破坏选举，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对国家法律的挑战，对党纪的挑战，触碰了红线、底线和带电的高压线”。并誓言，要将此案办成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铁案。
如此大规模的贿选，亦揭示出人大选举制度上的漏洞以及法治不彰。加强人大选举的竞争性和透明度，真正做到依法严惩，使受贿者与行贿者均受到追究，是衡阳破坏选举案可资吸取的教训
2014年的湖南省“两会”，比以往来得晚一些。2月9日，农历大年初十，来自各市州的“两会”代表云集长沙，在四个接待宾馆开会。
“按照以往的惯例，‘两会’都是在农历年前开，开完了大家好过年。在年后开会，今年是第一次。”湖南省人大一位内部人士介绍。
湖南省“两会”的延期，事关去岁举国震惊的衡阳破坏选举案。
“本来是可以(如期)开会的，(省委)书记坚持不能缺衡阳的代表团，坚持补选。补选期间，又电话嘱咐。”衡阳市委书记、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亿龙在会议现场发言中说道。
两个月前，2013年12月27日至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对在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
同在12月28日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辞职。
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后升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童名谦，因失职渎职，对该案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
收受钱款的时任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副主任左慧玲等50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财经》记者获知，涉嫌贿选的衡阳籍省人大代表，大致分为三类：民营企业家、市直机关干部与国企高层，后两类用于送红包的钱款源自所在单位的襄助。
在涉案的代表中，各级党政官员职务代表占据相当比例，这造成衡阳官场的人事震动。衡阳市委宣传部部长、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宏治坦承，“不管是否涉案，衡阳的干部压力很大。”
衡阳代表团受到了该省“一把手”的特别关注。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主动报名来衡阳团参与审议。
省委书记旁听的两个半小时中，关于破坏选举案的话题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徐守盛在发言中介绍，中央协调组、中央纪委、中央有关部门对该案高度重视，查案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目前仍在继续。
这起严重的破坏选举案引发中央高层的震怒。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较大篇幅讲到该案，并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追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当时，他连声追问六个“到哪儿去了”。
“通过贿赂破坏选举，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对国家法律的挑战，对党纪的挑战，触碰了红线、底线和带电的高压线。如果能拿钞票换来选票，那么坐在这里议事的就不是我们这些人了。”徐守盛在发言中称，应该以此为反面案例，下决心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衡阳人大“自救”
选举贿案爆发之后，衡阳市人大进行自我修复的第一步，就是劝退五百余名涉贿的市人大代表。
湖南省人大对外公布贿选弊案是在2013年12月28日。此前，根据省人大的意见，涉贿的衡阳市人大代表以主动请辞的方式退职。这项工作颇费心力，直至公布几天前的12月23日，清退工作才得以完成。
清退之后，是补选。各级人大代表的法定任期为五年，在衡阳代表团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就有56人当选仅十个月即因涉贿去职。湖南省人大不得不为空缺出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额安排补选。然而，要选举衡阳代表团的省人大代表，须由衡阳市人大代表投票产生，但是，529名衡阳市人大代表中，有518人收受贿款，其中512人辞职。因此，还须先补选出数量众多的市人大代表。
补选在紧张的时间表和气氛下完成。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2014年1月14日至17日，衡阳市下属各区县同步召开人代会，补选市人大代表。此后数日，新当选的市人大代表们马上召开市人代会补选出缺额的省代表。1月26日，湖南省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了衡阳团补选出的省代表资格。而此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六，原定于农历年前召开的“两会”不得不推迟至年后。
按照《人大代表法》，市级人大本应由市人大常委会召集主持。湖南省人大内部人士透露，鉴于衡阳市人大代表几乎“全军覆没”，省人大常委会不得不特事特办，成立市人大选举筹备组。
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基本上由市政协整体平移，即市政协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平移至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原来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的就地参加一般工作，有的等候处理。而在区县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全部“下课”，他们既不参加县人大选举的筹备工作，也不参加日常工作，接任的区县及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样由政协平移。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后，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在市人代会上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湖南14个市州中唯一一个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市委书记。
李亿龙于选举贿案爆发之后的2013年3月，接替童名谦出任衡阳市委书记，可谓“救火队长”。
“去年派我去衡阳前，(省委)书记嘱咐我，衡阳捅的娄子很大，你是临危受命，要把舆论控制好，把社会稳定好。”他谈及。
针对海外媒体关于衡阳重选是暗箱操作的报道，李亿龙表示，要用实际行动予以回击。他说，选举期间，衡南县一个代表电话拉票，被处理；珠晖区委组织部长核实资料出现差错，被撤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人选问题，也及时向省委组织部汇报。
“经过这个案子，代表们认识到不能按惯性思维，搞过去的潜规则。”衡阳代表团一位局长级职务代表说，“整个选举中，不打一个电话，不请一顿饭，不送一个红包，完全让代表自己行使权利。”
一位教师代表称，选举前，市领导去学校考察她，找了十位同事了解情况。此次选出的人大代表范围比以前广泛，女性、非党人士、知识分子代表更多。“我去县人大开会，一个领导都不认识，以前这样是选不上代表的。”
《财经》记者获得的本届省人大衡阳代表团名单显示，村支书、中学教师、公路养护站站长、医院主治医师、环卫处工人、银行信贷员等基层代表的比例明显增多。徐守盛认为，“结构合理，代表性强，代表素质很高。”
事发路线图
《财经》记者的调查表明，衡阳选举贿案的曝光，源于多名落选的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举报。
不过，引发海啸的“蝴蝶翅膀”并不在衡阳，而是在距离衡阳300多公里以外的邵阳。2013年1月中旬，邵阳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企业家黄玉彪以行贿者身份，在多个网站实名举报自己曾向该市的多个县人大代表团贿选，并将部分证据以附图形式贴出，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参见《财经》2013年第9期“贿选潜规则”)。
黄玉彪告诉《财经》记者，2013年1月29日，在从邵阳赴长沙接受媒体采访的车内，他接到衡阳团落选者的电话说，“衡阳的情况跟邵阳一模一样。”
受到黄玉彪的启发，对方欲向其索要媒体记者的电话寻求曝光。黄从电话里得知，至少有两位落选者参与此事，一名是企业家，一名是政府官员。另有一名企业家虽已花费300万元当选，也要告。“我告诉他们，报道写出来发到网上，可能马上就被删掉了。最好找新华社写内参，不要找省分社，要找总社的。”黄说。
但之后，与黄玉彪类似，衡阳的举报者选择了以网络为平台进行第一轮举报。
最先“中枪”者是衡阳市南岳区鑫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建国。2013年2月19日，央视记者赵喜在微博中贴出一份自称来自举报人李新庚的实名举报材料称，2007年，衡阳市南岳区鑫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建国利用丈夫李甲成任衡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之便，采用贿赂方式给每个县人大代表3000元，总共花费70多万元贿选成为衡阳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13年她又花费近300万元，当选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举报信附有李新庚的家庭住址、手机号和个人签名。李新庚的身份是衡山县一名律师。不过，他本人对媒体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自己被人冒名。
此事曝光后，衡阳市委宣传部表示，有关部门启动对左建国贿选问题的调查。
随后在3月14日，衡阳另一位省人大代表、常宁市幸福老年公寓董事长吴群被指在选举中发出636个信封，每个装有五六千元。
衡阳贿案爆发后进行处理时，左建国、吴群的姓名都出现在被省人大确认当选无效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单之中。
网络举报只是第一步。黄玉彪称，事后他得知，举报者依照其建议，在北京找到新华社总社记者撰写了国内动态清样。此外，中央纪委也收到了控告材料。当年5月，黄玉彪从北京的渠道得知，新华社的内参报道获得高层“一查到底”的批示。
湖南省委正式知晓此事，是在2013年4月9日。当天，包括徐守盛在内的湖南省领导五人小组开会听取汇报后，决定严肃查处，因此该案的内部代号为“4·09破坏选举案”。
6月上旬，中央工作组进场，查处力度骤然升级。“中央对案件定性后，(省委)书记把我们叫到北京，要求分类处理，同时开始考虑干部的准备，涉案干部按级别由市委书记、副书记等谈话。”李亿龙在会议发言中说。
据了解，李亿龙负责的谈话对象，一般都约谈了10次左右，最多的谈了近20次。
一位前衡阳政界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事件曝光的背后，共有十余名落选者联合起来，一直在北京举报。据其所知，举报的直接原因是，这些平均花费都在百万元以上的参选者感到很委屈，“人大主动让他们去送的，结果没让他们选上，连钱也不退。对一些资产在千万级的小老板，几百万也是一笔很大的钱。”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后，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在市人代会上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湖南14个市州中唯一一个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市委书记。对于收钱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紧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开会，决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动集体请辞的方式处理。
衡阳政界生态
案件爆发之前，衡阳的贿选氛围已形成经年。
源头起于何时目前无从追溯。曾于1983年至2003年在人大系统任职20年的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傅学俭对《财经》记者回忆，在2003年他卸任之前，未曾听闻相关事件。
有据可查的最早记录是在2006年下半年，衡阳耒阳市纪委公开处分了肥田乡政协联工委原主任蒋某，将之开除党籍。原因是蒋某出于竞选乡长一职的目的，给每个乡人大代表奉送400元，另有烟酒等物。
口子一旦打开，价码随着竞争加剧而水涨船高。
对衡阳来说，2007年是问题迭出的一年。中组部于2008年1月通报称，2007年9月，在湖南省衡阳市委对县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进行换届考察期间，衡南县财政局局长何某以发放中国农民补贴网建设奖金的名义，向具有推荐权的各乡镇(办事处)党委、人大、政府的主要领导每人发放1000元，请他们在推荐副县级领导干部时支持自己。事发后，何某被取消提名资格和免职，并由纪检机关立案查处，发放的所谓“奖金”被如数收缴。
该年11月，《望东方周刊》报道，一名参选市人大代表的候选人送出了280个红包，每个500元，因送的不如其他竞争对手多而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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